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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记忆】思南路上的雾海明灯

2018年07月03日 08:54    作者:沈轶伦    来源:上观新闻    [纠错]

 

 

  1946年的10月17日,夏衍和乔冠华、龚澎夫妇去周公馆见周恩来,谈兴甚浓。周恩来提出请吃大闸蟹替他们饯行,周公馆的新闻发言人陈家康也加入吃蟹之行,大家坐车前往高长兴(一家位于福州路的绍兴酒店)。

  路途中,车行至福州路天蟾舞台附近,忽然,周恩来下车,直面跟踪的特务。周恩来当场一番质问,让敌人退缩,从而成功甩掉了“尾巴”。

  久经沙场,这样的小事丝毫未影响周恩来那天的情绪,他在之后的饭桌上吃蟹饮酒,兴致很高,一口气吃了五只螃蟹。

  1982年,夏衍从北京回上海时,特意前往周公馆怀旧。在周公馆,他看到一份展出文献,是国民党特务跟踪记录,上面写道:“周偕不知姓名之男子三人及女子一人……”

  对照日期一看,跟踪记录里的女子为龚澎,不知名的男子正是乔冠华、陈家康和夏衍。这一天,正是他们和周恩来一起从周公馆出发去吃大闸蟹的日子。时隔36年,在敌人的记录本上看到自己年轻时一天的行程记录。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夏衍将这段经历写入《懒寻旧梦录》,而这,也是千千万万个发生在周公馆的故事之一。

  1946年到1947年短短的近一年中,上海思南路73号(原马斯南路107号),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即周公馆所在。尽管从挂牌第一天起,这幢建筑和这里进出的人,就受到国民党军警特务严密监视,但它却依旧如一座雾中的灯塔,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传播着中国共产党的光与亮。

  一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周公馆)今思南路73号《卢湾区志》

  因为进出周公馆,而被敌人记录在案的龚澎也许没有意识到,她出生的年份1914年,也正是思南路这条路的诞生之年。

  1914年,法租界公董局开始在法租界内修路,适逢法国著名音乐家儒勒·马斯奈在巴黎去世。为纪念他,法租界公董局就将此正在修建的路命名为Rue Massenet——马斯南路,即后来的思南路。

  法国人按照本国审美趣味建造了这条路——两侧法国梧桐浓荫密布,两边林立各种优美的花园建筑。不远处,是复兴公园和天主教圣伯多禄堂,围绕着思南路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和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法国学堂(今科学会堂)等地标建筑,显示着这里的法式烙印。1938年11月22日,法租界决定将复兴公园周边专辟为生活住宅区。于是,沿着复兴公园南面的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大批西式花园大宅拔地而起。大量高层公寓和花园洋房、公寓楼、新式石库门里弄自此云集,也吸引了大批社会名流、政要、中产阶级和侨民入住。

  思南路73号,也在这一时期建造。这是一幢3层西式花园住宅,坐北朝南,西侧临街,原义品洋行房产。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要员黄天霞租住。1946年5月上旬,黄天霞迁居南京,中共代表团租下此处设驻沪办事处,以《新华日报》职工宿舍名义申报户口。

  由于国民党阻挠,这幢屋子外称“周恩来将军寓所”,西大门户名牌刻“周公馆”三字。为便于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探访,户名牌上还刻有“周恩来将军寓所”英文字样。

  《卢湾区志》显示,周公馆底层为厨房、工人卧房和警卫传达室。两端是露天楼梯,一楼北是饭厅,南间连室内阳台为客厅,东间是周恩来办公室兼卧室,20余平方米,陈设简朴。二楼为男工作人员办公室兼卧室。三楼北小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是董必武夫妇和孩子住房,中大间是接待交通员和撤退人员的集体宿舍,东间为女工作人员工作室兼卧室,南间住钱之光夫妇。

  二

 

▲1946年10月,左起:郭沫若、周恩来、李维汉周公馆门口合影 《卢湾区志》

  1946年6月,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在周公馆挂牌的第一天,到了思南路。

  他预先得到情报:淞沪警备司令部、中统上海特派员办事处以及上海市警察局联合发出了“情报收集计划”,他们指令“长期密派员警驻守,监视周恩来及主要人员的活动”,甚至进行电话窃听,策划各种阴谋。

  在周公馆挂牌的第一天,他雇了一辆三轮车到思南路来,看一看敌我双方的动静。果然,思南路上起了变化。原先坏掉的路灯已经全部换上新灯具,连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也整修了一番。同时,在周公馆周围,不断有警察在巡逻。三轮车夫是个老头,故意踏得很费力很慢。

  刘晓仔细观察着四周的动静。忽然看见两个警察站在梧桐树下,朝对面注视着什么。刘晓顺着他们的视线望去,发现周公馆对面98号妇孺医院楼上的一个窗口里,晃动着人影。其中有人装着在洗脸,凭借镜子的反射,窥视着周公馆。

  在这样的密集监视下,周公馆内的人却越发显得镇定自若,胸有成竹。

  1946年7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客厅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美蒋勾结,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玩弄假谈真打阴谋。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应邀参加。周恩来的讲话,由章文晋当场译成英文,次日各报报道,社会反响强烈。25日,会见外国记者,重申全面停战的重要。9月1日上午,周恩来由南京抵沪,下午招待外国记者,晚上宴请沈钧儒、罗隆基、张君劢、章伯钧等。19日下午,接见美联社记者。10月17日和19日,连续与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吴铁城、雷震和第三方面代表张君劢、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会谈。此外,在此与文艺界人士多次座谈,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广泛接触。

  据说,每次开记者招待会时,整个客堂间都会被挤得水泄不通,一些来晚了的记者不得不坐到餐厅去,费力捕捉周恩来的声音。于是,周恩来就会走到会客厅与餐厅之间的门廊,以便让两头的记者都能听清楚。每次说到激动之处,周恩来会直接用英语向在场的外国记者分析形势。

  邓颖超曾回忆说,在周公馆时,周恩来几乎每天清晨4点左右才休息,早上7点他又准时起身。

  1946年9月,周恩来堂侄周尔鎏来到周公馆。后来他回忆:“七爸七妈的卧室和工作室相连,中间用活动布帘隔开。当年在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看上去像是手工绘制的全国军事形势图。七爸告诉我,我的父亲曾在南京梅园新村的中共中央办事处待过一段时间,后又随李一氓等人去了苏北解放区。七爸又指着墙上的形势图对我说:‘你父亲大概在淮阴、盐城一带,但是生死情况不明,而且牺牲的可能性很大。’那幅形势图我至今仍印象深刻,图上遍插红旗,散布各地的红旗标志着解放区的所在,也预示着不久后革命的胜利,正如七爸曾经说过的那样——‘人民的世纪到了’。谈话接近尾声的时候,七爸和我谈了周敦颐的《爱莲说》,希望我能像莲花那样出淤泥而不染,迎接胜利的到来!”

  三

 

▼1982年,左起:方行,李子云,夏衍,沈宁。摄于周公馆。(沈芸提供)

  1946年11月,国民党关闭和谈大门,先期已到达上海的乔冠华和龚澎夫妇受周恩来之命筹办英文版《新华周刊》。夫妇俩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23号安了家,英文版《新华周刊》在上海问世了。但才出了三期,因为局势变化,杂志夭折。19日,周恩来返回延安,董必武负责南京、上海工作,执行中共中央“非赶不走”指示,驻沪办事处改为联络处,由他和钱之光先后主持。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限令中共驻沪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离。3月1日,国民党当局对周公馆封锁,在此董必武冷静地主持了最后一次党支部大会,并布置了任务。3月5日,中共代表团联络处和《新华日报》、《群众》 杂志社工作人员一行33人离沪。19日,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受托代管该处财产,民盟中央副主任秘书周新民等当晚迁入居住。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30日,卢家湾警察分局接管思南路107号。

  临别前夕,有几位记者到周公馆去看老朋友,走到门口就被特务阻挡。陈家康在门里向特务抗议,他说:“你们不能剥夺我接见新闻记者的自由,他们有权利知道我们的情况!”特务们强横地将陈家康推进屋子里去。过了两天,有一两位记者进去了,在记者们所熟悉的大客厅中与陈家康见了面,一个佩手枪的特务双手叉腰,猎狗似监视着。大家按捺着悲愤的情绪。陈家康说,昨晚作了一首诗,口述给记者听,特务也在边上拿笔记录,短短几分钟,特务下令逐客。记者们记得,中共代表团的朋友们临上火车的时候说:“我们要回来的!”

  1949年,上海解放,共产党的队伍遵守约定,真的回来了。像周尔鎏看到的那样,所有的土地上,现在插满了红旗。

  解放后,周公馆旧址长期作居民住宅。1959年5月26日和1980年8月26日,两次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居民迁出,1980年按原貌修缮,1981年4月,正式筹建纪念馆。一年后,夏衍从北京回上海时,特意前往周公馆怀旧,在周公馆,他看到了敌人记录的周公馆动向。

  房屋样貌依旧,纸上墨迹清晰。而眼前已经换了人间。

  (资料参考《卢湾区志》《刘晓在黎明前夜》《我的七爸周恩来》等)

  栏目主编:沈轶伦文字编辑:沈轶伦题图来源:沈芸提供图片编辑:雍凯

【责任编辑:岑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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