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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记忆|爷爷夏衍在上海的“家”

2018年06月14日 09:18    作者:沈芸    来源:上观新闻    [纠错]

  原标题:【海上记忆】爷爷夏衍在上海的“家”

  我第一次走进安亭路41弄19号,即乌鲁木齐南路178号2号楼,是在1990年的夏天。当时是李子云带我们去的,我爷爷在这个地方居住的时间是上海解放以后到他离沪赴京去文化部任职之前,李子云那时候是爷爷的秘书,这里也可以说是她来上班”的一个地方。

  乌鲁木齐南路178号2号楼是现在的门牌,以前,李子云一直都说这所房子是“你爷爷安亭路的家”,我们那天刚好也是从安亭路的弄堂进去的,大门正对着41弄19号洋房的车库和北侧的进门,圆拱形的,呈现着英式的别致。

  就在这个门口,1953年爷爷留下了一张和吴祖光、新凤霞夫妇的合影,日后收在《夏衍》画册中。

 

1953年,夏衍与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在安亭路寓所的门前。

  李子云回忆说,这座三层的英式建筑,当年我们家是住在一、二层,一楼是客厅和警卫住的房间,二楼是家居,三楼当时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一位遗孀住着,他们走小楼梯。在这所房子里住得时间最长的是我奶奶和爸爸,爷爷经常会出差,我姑姑当时在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只有假期才回上海。姑姑跟李子云很要好,专门把她爱吃的巧克力都挑在了一个糖果盒子里,带回来送给李子云。这个铁盒子,李子云到晚年都保留着,她对我说:“你姑姑年轻时很好玩的,她送给我的这盒糖,可是比送一块苏联花布可爱多了。”

  爷爷1951年去东德访问,皮克总统通过大使馆送给他一条德国纯种大狼狗,就是养在这所房子里,取名“来福”。同时,家里还有一只老资格猫,那只猫很凶,欺负外来客,霸占着二楼,大狗要是想上去,它就一巴掌给打下来。这只“来福”,后来爷爷离开上海时,托杨帆给找了一个好地方,送到锦江饭店去看厨房了。

  我那次去安亭路旧居的时候,爷爷还在世,回来给他看拍的照片,他便讲起了“来福”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亩地上绿树成荫的花园,院子中的大雪松太漂亮了,我爸爸说,雪松是他们住在里面的时候就有了,一晃过去几十年,已长成了大树。

  可惜,德国狗、凶悍猫,还有小时候的雪松,都没能留下照片。而洋房窗前的一棵不知名的小树却成了这所房子的“铁证”。

 

1953年,夏衍与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在安亭路寓所的大草坪上。

  1954年9月,我爷爷的上海家人,他的大姐、二姐等亲戚来到安亭路,她们和爷爷、奶奶一起站在庭院的房前合影留念。我爷爷身旁的那棵树,是紧贴着房子种的,当时还是一棵小树,现在已经长到三楼那么高了。这棵树的右边,是一口井。

  吴祖光家还保存了一张我爷爷与他们夫妇坐在安亭路寓所大草坪上的合影。时间跟在门口那张是一起拍的。吴欢告诉我:“照片上我妈妈新凤霞多胖啊,那是刚刚生了我,100天后送到上海,交给张瑞芳阿姨,她就去抗美援朝了。到上海,我爸妈扔下我,就去看你爷爷了,这就是那次照的……”

  我爸爸是1937年出生的,住在安亭路的时候,他还在上中学。1952年,他们父子在院子的篱笆墙前有一张合影。安亭路的篱笆墙是现在乌鲁木齐南路178号院内已经逝去的风景。

  我爷爷虽然在“安亭路的家”住的时间不长,却分别在1952年、1953年、1954年,留下了四张照片,这在他的上海寓所中是难得的。

  我爷爷在此居住期间,是他一生担任职务最多的时期。在这所英式洋房里,他经历了两个大事件———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5年5月,受潘汉年案件牵连,在北京接受审查。

  1955年8月,爷爷离开了上海,调往文化部担任副部长。

  在搬进安亭路之前,我们家是住在南京西路静安寺的重华新邨59A。爷爷在“我的家史”里写到:“一九四六年,淑、宁、旦,先后由渝回沪,与胡绳合住重华新邨。”

  这所他们战后迁回上海的房子,据说是虞洽卿的地产,很有意义。隔壁的梅龙镇酒家,是当年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李伯龙是爷爷的老朋友,吴湄是潘汉年系统的人,梅龚彬夫妇是地下党。所以李伯龙的后人跟我说:“你爷爷当时把家安在梅龙镇旁边,算是托付给老朋友了。”

 

1954年9月,在安亭路寓所与上海家人的合影,前排左起:二姐、大姐;后排右起:夏衍、蔡淑馨夫妇。

  《懒寻旧梦录》里记述了上海解放入城那一天“回家”的趣事。“大约于下午4时左右,回到了一别三年的‘重华新邨’。……吉普车经过重华新邨街口的‘梅龙镇’,就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前天晚上在大雨中解放军露宿在街头,为什么会有一个身穿军服,挂着手枪的‘军人’单独地‘进人民家’呢?人们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我。当然,我的妻子看到我这身穿着,也不免大吃一惊,沈旦华当时十二岁,在梅龙镇附近的弘毅小学念书,所以连这所学校的师生,也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解放军的军官了。”

  这所房子跟上海解放的关联还不止于此。前不久,范长江的儿子范苏苏在编辑出版《范长江与“青记”》一书。他问我,1949年5月至11月期间,范长江来上海创办《解放日报》时日夜辛苦,晚上有时住在报社和衣而眠,有时就到夏衍家住下。这个家具体的位置在哪里?还在不在了?我告诉他,这一时期我爷爷在上海的家是重华新邨59A,我去看过,现在保存完好。

  但是,我爸爸回忆说,范长江应该没有在重华新邨住过,因为,爷爷他们在上海刚刚解放没多久,就由于安全的原因被要求搬离此处,他也因此从弘毅小学转学了。杨帆给我爷爷配备了警卫,并且不同意他回家单独住,所以,很快就搬到了安亭路。

  关于给他配备警卫的这一段,爷爷在《懒寻旧梦录》里是这样写的:“当惯地下党的人,觉得回家看一看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可是文管会负责保卫工作的人却认为这是一次‘冒险’行动,他们立刻向公安局的杨帆作了报告,第二天一早,杨帆急急忙忙来找我,指着一个年轻的军人对我说,今后,他当你的警卫员,出门一定得带着他,由他保护你的安全,有什么事都可以要他做,还给你一辆汽车,这是上级决定的。我面露难色地说,不需要吧,上海这地方我很熟,我的家也在上海,连回家也带警卫员吗?杨帆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不行,你不是一般干部,这是必须遵守的制度,你没有参加丹阳的干部集训,可能不知道,你是文管会副主任,是一个不小的目标。他压低了声音说:告诉你,国民党在逃跑前,在上海埋伏了上千个特务。真有这样的危险吗?我还是有点不相信,但是制度是不能不遵守的。我带上了警卫员,坐上了一辆很大的汽车,俨然成了一个被保护的‘目标’。”

  像爷爷这样的老地下党加文化人,对于带警卫员是很不习惯的,而且是有“抵触”的。他说起当年参加飞行集会时的情形,津津乐道:“茅盾夫人孔德沚跑不动,巡捕追过来的时候,她摔跤了,我们架起她就跑……”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他留影不多,为了隐蔽,照片都很少拍。他对住处的选择是很有讲究的,淞沪抗战结束后,他搬到了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是“文委”成员经常碰头开会的地方,瞿秋白也来过两次。这幢一开间半的二楼弄堂房子,是蔡叔厚介绍的,“顶费”二百五十元,在当时不算太贵。最大的好处是它有一个前门和两个后门,也就是说,这所房子的门牌是在爱文义路,另一个后门却在麦特赫斯特路,“虽非狡兔,却有了三穴,万一有事,可以从后门溜走”。

  瞿秋白百周年纪念活动时,瞿独伊特别邀请我姑姑沈宁去参加,这不仅因为她是夏衍的女儿,还因为她是瞿秋白曾经抱过的孩子。

  我爷爷是不折不扣的老上海,他在上海结婚生子,他的第一个正式的家在虹口。

  1930年4月,他与我奶奶结婚,搬到了虹口区塘山路业广里685弄42号。他在1929年秋冬搬离绍敦公司以后,开始参加“左联”的筹备工作。这也是有前后门的石库门房子,他住在二楼,蒋光慈曾经住过底楼。而他的隔壁住着他的二姐沈云轩一家,并且右边有门相通,这又是一个有“三穴”的房子。

  由于门牌号的变更,有一度在41号还是42号上起了争议。而住过这所房子、现在世唯一有记忆的人是我在美国的表姑姑袁玲华,她是我姑奶奶的五女儿,她继承了我们沈家记忆力超强的基因。几年前,她回国时,我在上海档案馆的帮助下,特地安排他们夫妇去业广里故地重游。那一年已经是88岁的五姑姑一走进弄堂,立刻指着右排双号的42号这边的一扇深色木门说:“是这家!舅舅家的隔壁是我们袁家。”

  从1930年的虹口塘山路业广里到爱文义路普益里,再到南京西路静安寺重华新邨,最后到乌鲁木齐南路178号院,我爷爷一家在上海住了近三十年。

  爷爷的后半生是在北方生活的,但他坚持保留了在上海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人的交游方式,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领导干部。所以,对于“家”,即便是在北京当部长,大门也是向老朋友们敞开的。很多“二流堂”的后代们,都记得八大人胡同“夏伯伯”或“夏爷爷”敲门就进的家,每个孩子都会被要求画一只猫再走。

  2018年5月31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岑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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